康有为虽然保皇,却非常善于经商,利用资本主义搞房地产赚大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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送交者: gyh 于 October 18, 2004 09:22:03:[新观察/xgc.bbsindex.com]

康有为虽然保皇,却非常善于经商,利用资本主义搞房地产赚大钱

康有为晚年轶事与家底

陈明远

康有为是清末维新改良派的主要人物之一。1898年戊戌维新惨遭失败,六君子”被屠杀,流血政变后,康有为和梁启超受到清政府灭族缉杀的通令,流亡异域,四海为家。以后又因保皇、“勤王”,几次参与复辟活动,与孙中山等革命派水火不相容。康有为辗转港澳、东南亚等地;1913年回到国内后,也大半托庇上海、青岛、大连租界。吴昌硕曾为康有为治印,文曰:“维新百日,出亡十六年,周游大地,行遍四洲,经三十一国,行六十万里”。可以概括1898—1914年间康有为的行踪。
这一时期他们是如何维持生计的呢?

百年后的读者们恐怕不大清楚。我多年来查阅确切的史料证明,当时康、梁已开始经营出版、报社、文化企业以至于房地产,一句话:依靠在国外华侨区和上海租界等地创办实业。

康、梁以实业互助

1898年秋冬之交,康、梁以“保皇会”名义、用股份制方式,向港澳华人、北美和大洋洲华侨出售股票、募集资本,创办“广智书局”(位于上海外滩租界)和后来的“新民丛报社”。梁启超以提供文稿作为“技术股”、占有三分之一的股份,在海外遥控。仅1902-1903年间,就分得“新民丛报社”的红利上万银圆;当时一块银圆的购买力约合今人民币70多元。这时,康有为遭到清政府雇佣的杀手追杀,被迫避居印度大吉岭,经济窘迫,很快得到他的弟子梁启超汇款1800银圆,约合今人民币13万元。

康有为不久也在海外经商、做地产生意,以保障活动经费。1906年(光绪三十二年)春节,康有为访问墨西哥,受到隆重接待。当时墨西哥城正筹款修筑有轨电车。康有为利用各地华侨提供的捐款,购置电车轨道经过之处的地产;不久以后,这些地价上扬好几倍,得到十多万银圆(墨洋)的赢利。

这时,梁启超主持的“广智书局”却因经营不力而遭到亏损。于是,作为老师的康有为,又反过来资助这位得意门生,提供经济援助。他保证解决梁启超本人及亲属的生活费,写信问梁启超需要多少钱。梁回信说:每年费用3000银圆(合今人民币20万元)。康有为立即拨付,给梁启超本人3000银圆、给他在澳门的家属1000银圆、给梁的兄弟学费每年1000银圆,共计5000银圆,约合今人民币35万元。

康、梁流亡国外,依靠海外华侨和日本友人的赞助,仍从事政治活动。

康有为原有的住宅

1912年,康有为的母亲劳连枝与大太太张云珠住在香港亚宾律道3号;康有为与三太太何旃理,住在日本神户须磨的双涛园。双涛园是华侨麦家的别墅,梁启超也住该处。康、梁是师生,比屋而居,朝夕会面,康有为在不少信札、日记中记载这段时间的生活,引为欢乐。这一年3月23日(阴历二月初五),康有为在须磨双涛园做55岁生日,宾客甚多,非常热闹。美中不足的是三太太何旃理年仅22岁,是在美国生长的华侨,见多识广,英文又好,而梁启超的夫人李蕙仙,44岁,出身封建官宦家庭,自视甚高,因此相处不融洽,康有为因之与梁启超分居,迁去须磨湖边。

中华民国成立后,1913年康有为由日本回国。由广东士绅邓华熙(1826-1917)等人联名请求,广东政府决定发还被清朝抄没的康氏家产。康有为在广州的原有住宅,是曾祖康云衢购买诗人张南山的听松园改建的,称为“云衢书屋”,因修筑马路拆毁,不能原物发还;官方便把回龙舍分配给康有为,加发官产,作为对康有为15年损失的赔偿。回龙舍,是在广州永汉路(今北京路)附近的一座深宅大院,原属周东生所有,因抄家没收变为公产。1916年2月,二太太梁随觉曾住广州。康有为迁居上海后将广州回龙舍售出;几年之后,又平为马路,称回龙街。

康有为既然决定常年定居上海,就变卖了广东的房产,在上海买入地皮。转眼上海地皮飞涨,康有为从中获利很多。

上海新闸路辛家花园

1914年6月,康有为租赁了上海新闸路16号辛家花园(今新闸路1010号新亚药厂)并定居下来。这是一座如同“大观园”式的住宅,占地颇广,曲桥楼阁,围以红墙。园主人原是犹太人辛溪。后来园主破产,用发售彩票的办法拍卖,盛宣怀家中了彩。这座园林落入盛宣怀家,但一般上海人仍然习惯称为“辛家花园”。康有为向盛家租住,每月租金120银圆,年租金1440银圆(合今人民币约10万元),一住就是8年。1917年春,康有为六十花甲寿筵,即在这里举行。

这所花园住宅占地十亩,花木成林,曲径通幽。进门有一条长约30米的木桥,过了桥,有走廊贯穿两个亭子,院子中间有一个池塘,走廊的近水处可以坐着钓鱼。池塘的中间有水亭,一座七曲桥连到岸上。院子里有两座宫殿式的二层建筑,分别题名“游存楼”和“补读楼”。还有许多平房,称为?清院、莲韬馆和闻思斋等。园中有假山,有紫藤棚、葡萄架,还养了大龟、海狗、袋鼠等观赏动物。

1921年元月康有为迁出后,盛宣怀的妻子把庭院捐献给佛门,改为清凉寺,一时与玉佛寺齐名,成为举行丧礼、追悼会的场所。辛家花园一度为清凉寺住持私自出售,盛家通过法律诉讼又赎了回来,改建为里弄房屋。

康公馆、游存庐和天游学院

1921年,已届64岁的康有为,又在愚园路(当时为英租界越界筑路地段)自购地皮10亩,建造了一座中西合璧的花园住宅,取名“游存庐”。此后在上海文化史上以“康公馆”著称。这座康公馆的门牌原是地字34号(后改编为192号和194号),筑有两幢西式楼房。1926年3月,康有为就在这临街的一幢二层楼内,开办了“天游学院”。

“康公馆”大院内的主要建筑,是一座中西合璧的两层楼房“延香堂”,楼上楼下共有十间房,底层有一个很大的客厅。庭园中间,有一座传统形式的平房“三本堂”。康有为根据《荀子?礼论》云:“天为生之本,祖为类之本,圣为教之本”;所以把供奉上帝、孔子、祖宗的地方称为“三本堂”。厅里还供着戊戌政变从容就义的“六君子”之一康广仁的遗像。

此外有一座古色古香的“竹屋”,这是仿新闸路简照南园中的竹屋兴建的(简照南,广东番禺人,侨居苏门答腊,上海南洋烟草公司创办人,与康有为长相往来)。外形用竹料搭盖,里面是木结构。外竹内木,充满自然情趣,是康有为招待朋友和休息的所在。还有一些附属建筑,用作厨房、仓库和雇员的住所。

院子里挖了一个曲折的大池塘,上架两处木桥,大池内可以划船。挖出来的泥土堆成一座假山,山腰有茅亭装点。各处种有1200多株树,有从日本买来的樱花400株,从苏州买来的红梅数十株,有桃花400株,还有稀见的开绿色花的梨树。池边舍旁搭有爬满葡萄和紫藤的棚架,种了很多菊花和玫瑰。还养了一些观赏动物,包括两只孔雀,一只猴子,一头麋鹿,一头驴子,大池中游弋着500尾大金鱼。

“游存”康公馆的庞大开支

无论在“游存楼”还是“游存庐”,康有为家中成员庞杂,除了元配夫人张云珠于1922年去世外,他还有5位妻妾和6个未婚子女,日常侍候这些老爷太太、公子小姐的有10个女仆、30多个男仆、厨师等雇员。有两个看门的印度人,以卷起来的白布包头,满脸络腮胡子。另外还有川流不息的前来寄居的门生故旧和食客,少则十余人,多则三十余人,一概款待如宾,模仿战国时期孟尝君的古风,叫做“养士”。

康公馆的生活算得上“钟鸣鼎食”之家。这么多的宾主成群,光是消耗上白大米,平均每四天就要吃掉一石(176斤)。康家仆役每天采购日用品、副食品多用汽车运输,每月单伙食费就要花费400银圆以上。

男妇雇员每人月薪平均12银圆,共计每月支付工资500银圆。

康家5房妻妾更不是省油的灯;此外还给女儿每人每月发零用钱5银圆,儿子每人两银圆。每月也得几百银圆。

康有为不断与外界联系,时常“通电”对国事表态,据说电报费每年可达上千银圆。

再加上婚丧喜庆应酬费等等,总开支平均每月2000银圆左右。

总之,康有为55岁以后在上海和江南生活的14年间,每年花费不下两万银圆,大约折合今日人民币80万元左右。

康公馆这样浩大的开支,钱从哪里来?一部分是宪政党给的。康有为长期是宪政党的党魁,接受宪政党供给的生活费。有次保皇会在海外募得基金100万美元,曾以10万美元给康有为作游历各国“考察政治”之用,他以此款购买了不少中外文物、古董。康有为曾以这些古物开过展览会,也出售一部分弥补生活费。

至于大军阀、大官僚对康有为“馈赠”金银,账目无从统计。例如,康有为在青岛去世时,山东军阀张宗昌就送来3000银圆(有人说是3万银圆)。

康有为出售书法

康有为平时还通过出售他的书法作品赚钱。

从现在找到的康有为三件“书法润格”,可以看出“卖文售字”成了他晚年重要活动之一。第一件是设在上海三马路(今汉口路)和北京竹斜街两地的“长兴书局”在1917年《不忍》杂志上刊登的卖字文告;第二件是1919年设在上海三马路口的北京厂甸海王村公园的长兴书局在图书《物质救国论》末页的卖字广告;第三件是1924年自印的“康南海先生鬻书例”。

康有为的书法格调古朴高雅,或浑厚雄健、或潇洒奔放、或飘逸流动、或拙中见巧,多姿多彩,各有奇趣。他在宣纸上书写各种墨迹,得心应手,游笔有余。康有为在报刊上登载卖字润格广告,或在上海、北京各大书店放置“康南海先生鬻书润例告白”,中堂、楹联、条幅、横额、碑文杂体,有求必应,无所不写。

康有为的书法,价格(雅称为“润格”)如何呢?“中堂七尺者三十圆(银圆),每减一尺减二圆,每加一尺加二圆;小横额三尺内二十圆。磨墨费加一(圆)。”至于为厅堂楼阁题写“匾额”,价格就更高了。当时的官僚、地主、军阀、富商,附庸风雅,趋之若鹜,纷纷收藏康有为的字书,据说此项收入每月就在1000银圆左右,合今人民币四五万元。

也有人假冒康有为的书法。无锡富豪荣德生在太湖边风景优美处修建“梅园”,托人以润笔费500圆,到上海请康书“香海”二字,下署“南海康有为”,制成匾额,挂在阁前。后来康有为亲临梅园,才发现这不是自己的手笔,就说:“我没有写过这个匾。”主人愕然,又以润笔费500圆,请康有为当场挥毫赐墨宝,替换原有的赝品。写后,在原有匾额下题诗云:“名园不愧为香海,劣字何堪冒老夫;为谢主人濡大笔,且留佳话辨真吾。”

康有为晚年的交往

康有为晚年不甘寂寞,喜欢在“天游学院”和“游存庐”中,与海内外学者名士交往,如画家徐悲鸿、刘海粟,女书法家刘缃、萧娴和后定居新加坡的李微尘,均是拜门弟子;书画大师吴昌硕、诗人陈三立、教育家蔡元培等,都是座上客。徐勤和梁启超在《致宪政党同志书》中曾称颂康有为:“先生以国为家。夙不治家人生产作业,每遇国难,辄毁家以图纾救。居恒爱才养士,广厦万间,绝食分甘,略无爱惜。”这究竟是一种阿谀奉承还是嘲讽之辞呢?那就看仁者见仁、智者见智了。

1927年康有为去世后,“天游学院”随即停办。然而“游存庐”还“存”了三年。到1930年,康氏家族继承人为偿还债务,被迫将“游存庐”出售给浙江兴业银行。该行将原有园林拆除,利用这10亩地皮,改建为“弄堂式”的居民楼房40多栋,名为“愚园新村”,迄今尚存。

扶乩问卜未避免农场失败

康有为是“孔教总会”的首长,一度被誉为“圣人”。但他不像孔夫子那样“敬鬼神而远之”,相反,晚年十分迷信风水,热衷于扶乩问卜。

康有为自命是一个善观风水的堪舆家,屡因风水而购地建屋及修墓。1916年起,康有为几次去江苏茅山,看到几处地方风水很好,购了几百亩山地,作为母亲劳连枝、弟弟康广仁及三太何旃理的墓地。他为了母亲的安葬,花了不少时间,寻找具有气土特征的正穴,并在句容县(现为居容市)开辟一个农场。可是他办的述农公司(取其祖父号述之的“述”,取其父亲号少农之“农”)终于失败。

康有为晚年的别墅

康有为晚年,渐生“回天乏术”之感,有意安居颐养。又因妻妾子女多,所以四处筑屋。《游存庐落成诗》曰:“自有天游入非想,默存独乐始于今”,乃为当时康有为内心世界的写照。

戊戌变法前,康有为在广州花埭原有一所别墅。1921年冬至后三日,他在所作《上海愚园路游存庐落成赋诸公》一诗的小注中记曰:“吾以丁酉(1897年)筑别墅于花埭,亦被封,后拨还。丁巳(按:即1917年他参与张勋复辟)后,为当时广东省省长朱庆澜没封,交学校使用。后迭拨还,而学校拒不迁去。”小注中述及“后迭拨还”,指1918年北洋政府下令,“除张勋外,复辟各犯一律赦免”。

康有为晚年修筑别墅有三处———杭州西湖的“一天园”,上海杨树浦的“莹园”和青岛会泉的“天游园”。

杭州“一天园”

“一天园”,从1920年起,在突入西湖的丁家山建筑,基地三十余亩。此山原名一天山,有丁家居住山下,故俗名丁家山。丁家人绝,又改名一天山。自康有为建筑一天园,也有人称为康家山。与花家山毗邻,山不甚高,而能俯瞰全湖,足以清心悦目。山多灵穴,野玫瑰盛开时漫山如绣。此山突出湖面,后依麦岭,三面无邻,水天一碧。康有为关于一天园的记述甚多,主要有《一天园记》和《一天园诗十章》,从其中的描绘,可见康有为晚年沉醉于自然景色和花树竹木之中,真有“天游化人”的心境。康有为建筑一天园,历时4年,分11期完成。康同凝抄存了一天园各个建筑中悬挂过的匾额、条幅、对联等,兹不赘述。

1927年康有为逝世,正值北伐军进入江浙,张静江任浙江省主席,曾以康有为系“保皇余孽,占据公产”封闭一天园。虽托人说情,也未有结果。抗日军兴,杭州失陷,二太梁氏亲生的子女三人,将一天园出售,从此风景绝佳的一天园逐渐湮没。

上海“莹园”

莹园是康有为晚年修建的第二处别墅,1922年落成。此园地处上海杨树浦,临吴淞江,可远眺日出东海,偶见海市蜃楼。莹园的建筑比较简单,康有为曾有《新筑别墅于杨树浦临吴淞江作》一诗。这座别墅筑成仅一年多时间,转售给日本人。

青岛“天游园”

天游园是康有为晚年生活中的第三处别墅,地址在青岛福山路6号。原是1898年德国在青岛设租界时建筑的提督署,当地称之为“提督楼”。该楼筑于信号山坡,屋虽小而园甚大,望海绿波,盛暑不热,是个好去处。1914年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德国人撤离青岛,为日军占领。大战结束,我国收回胶州湾,提督署成为官产。1923年康有为游青岛,当时青岛市长赵琪(军阀张宗昌的部属)招待康有为住入提督楼。康有为看上了这个好去处,就决定租赁;过了一年多又买了下来,改名“天游园”。此后每年夏天率亲属子女来青岛避暑。

但是“提督楼”曾先后有几个督军一类的人物住过,最后都被枪毙,因此这座庭园被民间视为“凶宅”。康有为曾不在乎地说:提督楼的风水,犯了“白虎衔尸”的格局,购入后拟名“天游园”可改变格局,以克凶邪。但未及整修,1927年早春三月,康有为竟在青岛一次酒宴之后暴卒。

七十寿辰与死亡之谜

1927年3月8日(阴历二月初五)是康有为七十寿辰,原打算在济南祝寿,后来改变计划在上海设宴。得意门生梁启超送来一副寿联:

述先圣之玄意,整百家之不齐,入此岁来,年七十矣!

奉觞豆于国叟,至欢忻于春酒,亲受业者,盖三千焉!

简直将康有为比喻成“至圣先师”孔夫子。

前一日,徐良由天津抵达上海,带来末代皇帝溥仪题赠的御笔“岳峙渊清”四字匾额和玉如意一柄,贺康有为七十寿辰。康有为向溥仪谢恩,起草《谢恩摺》计一千多字,由书记用小楷清缮,石印千份,分赠祝寿贺客。

康有为七十寿辰,正当北伐军浩浩荡荡、闻风披靡之时。上海康有为及北京梁启超两家,均十分慌张。康有为想把全家转移到安全处去,躲避北伐军的锋芒。3月18日(阴历二月十五)离开上海去青岛,据康同璧的记载说:“先君离沪时,亲自检点遗稿,并将礼服携带,临年,巡视园中殆遍,且曰:我与上海缘尽矣。以其像片分赠工友,以作纪念,若预知永别者焉。”

据说在3月19日,康有为去一位广东同乡家中做客。回家饮了一杯柠檬红茶,腹痛如绞,请了两位医生诊断,一位日本医生断为食物中毒。延二十多小时;于1927年3月21日(阴历二月十八)清晨5时断气。据说死时七窍溢血,尸体不僵。

关于康有为之死,有过不少传说,究竟是何原因,尚是一个“谜”。(附注:1900年1银圆约合今人民币70元;1911年1银圆约合今人民币50元;1926年1银圆约合今人民币40元;1936年1银圆约合今人民币30元。) ──原载《南方周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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