送交者: 李宪源 于 August 10, 2004 04:11:28:[新观察/xgc.bbsindex.com]
老田最新大作《“文革”过程叙述及其启示初探》，在中国思想左派论述文革和新中国成立后社会矛盾的众多文章中，是迄今为止我所看到的最系统、最详尽、最具深度和广度的一篇左派力作。我个人相信，在作者不断修改完善的基础上，此文将会在中国现代思想史上占有一席之地。
通观全文，目前我唯一能建议的一个修改之处是，在没有全面掌握1967年武汉”陈再道事件“发生后的全国各地文革情况前，能否把大作中所强调的文革派在事件之后必须进行“大撤退”的结论，先改过来，暂时不作这一跟如何整体看待评价中国20世纪社会主义运动成败性质和教训关系极大的匆促结论。
老田用“精英”和“平民”的对立来研究、分析和解释中国社会的矛盾，我觉得不仅是可以的，而且在跟以说服大多数中间派为目的的左右论战中，在克服多数中间人士对“阶级斗争”理论的抵触心理、促使他们站到我们的思维角度来考虑问题，也许比使用马列主义正版阶级斗争理论，更有效果。我希望在这方面批评你的那些同志，能够象我一样，更多地旁观甚至参与你跟右派所进行的那些无数激烈论战，对此就很容易得出相似的第一手经验性认同感来。
当然了，如果面对经历过文革锻炼的工农基本群众，我则完全同意上述同志的意见，使用工农大众所熟悉的毛继续革命理论中“走资派、官僚主义者阶级、党内资产阶级”等术语和言说方式，效果会更好。你所擅长的适合小资知识分子和同情工农良知人士理解接受的语言，有可能把工农百姓本来挺清楚的脑子给弄混了。因此关键是场合和对象，不必强求一律。
与上述分歧相联系，你描述分析党内“精英阶级”方面所存在的一个缺陷是，太过平面化。在目前研究和谈论毛泽东的文字中（包括我本人以前发过的一些文章），存在过于强调老毛思想“超凡绝俗”的性质，而忽视或淡化毛那些似乎是“高不可攀”和很难为其同代人所充分理解的理论，就其根本来源而言，用比较经典的马克思主义的说法来归纳，并非出自伟大历史人物的个人愿望，而来自伟人所处时代历史潮流的必然要求。如要说得更具体，毛创立”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理论“和付诸文革实践的巨大决心，并非来自他个人的异想天开或右派所描述的”浪漫主义情结“，而来自大量的下级汇报资料和他本人对基层情况的各种”摸底“了解和分析汇总。有关这方面的情况，老田文章已有很多论述。需要补充的是，毛在这类接触了解和摸底过程中，同时也真实地触摸到了中国社会广大工人农民和各级干部的思想脉搏，汇总了其中最先进的思想诉求抱怨、批评建议和意见看法。就如我在跟自由新右论战时所反复强调与论证过的那样，毛泽东的革命理论和实践，无论就本质意义看还是从具体生成过程去分析，都只能看作为中国工农大众整体意愿的理论整合和人格化体现。只要剥削压迫存在一天，就必然存在新一个或新一代”毛泽东“继续进行这类整合工作的现实条件。
如果把中共领导队伍划分成理想主义者、现实主义者和“入股分红派”三类，毛无疑是力量不可小看的理想主义者的当然代表。1966年《文革十六条》的多数通过，不仅了反映毛的个人威望，也反映了推动中国革命从一个胜利走向一个胜利的理想主义革命初衷，在党内仍然具有不可小看的思想基础。
低估这一基础，一是强化了反毛新右把文革实践归结于老毛“个人独裁意志”体现的荒谬指控，二是低估了中共的整体素质和中国革命的基本性质（不自觉地为80年代“自由化”人士污蔑中国革命是“小农社会主义革命”的说法提供印证）。
而从文革实际情况看，从上海“安亭事件”张春桥“先斩后奏”的重要表态，到在文革各个关键时期，纷纷站出来支持造反派（或担任“幕后黑高参”）的党内军内一大批中高级干部来看，毛当时在“党内精英”阶层中，并不是我们现在所看到的他在病床上所感叹的近似“孤家寡人”的状况。只是在1967年7·20事件毛决计“战略大撤退”之后，全国各地除上海等个别情况外，这些坚定站在毛主席无产阶级革命路线一边”的党政军中高级干部象“王、关、戚”一样，先后一个又一个地被抛出来作为政治妥协牺牲品之后，当这支最重要、最宝贵的文革中坚力量，遭到彻底清洗和全面摧毁之后，毛才不可避免地遇到了“1976年右倾翻案妖风”那样空前的政治挑战和“接班人”危机。
你要的《干枯风流情》拙稿中，有一段根据无锡文革真实人事改写的“突变性”重要情节，就是无锡造反派寄予厚望的张春桥同志，却在关键时候公开传令“吴镇不许乱说乱动”！以表明他完全支持许世友的立场和高度服从毛“战略大撤退”的自觉性。这样一种毁灭性的政治打击（甚至可以称之为“出卖”），使无锡旧市委中最年轻最有才干的“第三把手”，很快就遭受到连造反派都不敢公开为之说话的非人肉体折磨和残酷政治迫害。而这个吴镇，在“二月逆流”后本已被27军定为无锡“新生红色政权”的“三结合领导干部对象”，他却全然不顾自己的“精英阶级”整体利益的“屁股”，毅然决然地在“火线亮相”时谴责驻锡部队镇压造反派的方向性路线性错误！吴的态度除了可以从理想主义角度去加以猜测外，其实也反映了无锡市旧市委12名常委中大多数成员“对前期造反派冲击没意见、对后期军队支左有看法”的态度。因此到1968年最后被驻军选为“三结合代表”者，已经是常委中排名很靠后的成员。
我不知道本人家乡的情况在全国各地有多大典型性，希望老田能充分利用人在国内的条件，进行广泛的资料收集和分析汇总工作。个人的猜测，文革时期无锡市委干部的思想水准和分析思辨判断形势的方式能力，应该跟其它地区同级别干部处于相近层次。如果差别很大，就违反了他们大同小异之个人思想成长背景所确立的逻辑规定性。
我们今天来分析总结文革失败经验教训时，并不是争论毛无产阶级司令部应否给各地造反派力量和支持造反派的干部给予足够保护的问题，而是在各地“新保守派”呈土崩瓦解之势、更多党政军中高层干部纷纷投向造反派阵营时，有没有必要根据毛在中央高层所处的特殊小圈子内所接收到的重要信息、“政治压力”和“切身感受”，匆忙决定“战略大撤退”？在撤退过程中，是否需要把大批革命领导干部和造反派头头抛出来，作为政治妥协的必要牺牲品？更透彻一点说，就是毛泽东在指挥文革过程中是否存在决策失误的可能性？
搞清这类问题，并非无谓地纠缠历史，而是回应王小东在好几年前给我的一句奉劝，大意是以毛泽东那样地英明伟大和威望空前，尚且没能抵挡住资本主义最终复辟的结局，更何况今天左派的情形根本不能与毛在世时相比。
在这几年网络思想交流交锋和与人交谈中，我发觉王小东的说法有相当大的代表性，并已成为中国思想左派内部产生悲观主义论调的一个主要依据。
我们必须以自己全面、仔细和慎重的文革历史资料收集与分析研究，对“到底是毛泽东的某些重大决策失误，还是受中国社会发展阶段性客观限制，才导致文革最终失败”这一问题，作出经得起时间考验的答案来。
* 回贴子主题： 李宪源同志的观点我是赞成的 2004-8-4 13:24:14
al_Zou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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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实老田同志在《毛泽东一生中的第二件大事――书斋想象中的文革与在实际政治博弈过程中展开的文革进程》 一文中也表达过这一观点，我对这一观点也是不赞同的。只因自己对文革了解不够，故对老田同志这一说法没有提出反对。现在李宪源同志既然也把这个问题提出来了。我也在此说说我的粗浅看法。
老田同志提出这个观点是基于一下原因：
1，通过67年武汉陈再道事件，使毛主席意识到在全国范围内造反派和当权派两派之间的力量对比悬殊，造反派不可能在短时间内(如三到五年）取得最后胜利。因此毛主席有了“左派大撤退”的想法。
2，这个原因老田同志没有明说，就是当时毛主席年事已高，要在毛主席的有生之年领导造反派进行长期斗争最后取得全国性的胜利，毛主席认为可能性很小。
如果仔细分析，老田同志的这一推理是站不住脚的。
毛主席是个只相信邪不压正，而从不相信力量对比的人。从21年创建中国共产党一直到延安时期，国共两党在力量上都是没有可比性的。如果毛主席要相信力量对比的话，早在年青时代就不会投身革命了。力量对比是可以转化的。
毛主席发动文革时，中共高层真正理解支持毛主席的有几个人？如果毛主席要相信力量对比，还会发动文化大革命吗？造反派在文革中有一个从弱小到壮大的过程，到67年陈再道事件时，可以说是造反派的一个最强盛时期。毛主席在下了“跌得粉碎”和“重上井岗山”的决心后发动文革时，没有考虑到力量对比，到这时反而考虑起力量对比来了？
可见“左派大撤退”的观点是值得推敲的，对这一问题我有一些自己的看法。以后有时间我再来跟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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