谈谈两个不容违背的“一致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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送交者: 李宪源 于 September 18, 2004 05:46:51:[新观察/xgc.bbsindex.com]

---陈永苗《国有资产流失是一个宪政问题》读后感

与诸多“自由派”人士使用哈耶克理论质疑郎咸平的“社会公正”话语相对立,陈永苗在《国有资产流失是一个宪政问题》一文中, 一针见血地指出:“从西方引进的经济学当面对国有资产管理体制改革时,忘了一个沉重的历史背景。 这个历史背景就是国有资产的政治性,!!”

在这一历史背景下,“公民对公有资产享有一种广泛的、平等的、无偿的分配的权益。”“由于公有资本不能被划分,而且个人公民拥有的权益无法转让他人,因此必须通过 政治过程而不是市场安排公共利益的提供。为了使通过政治过程安排公共利益的提供保持公正性,”人民政府与中国全体公民所建立的契约承诺关系,就是确保取得管理经营国有资产资格和位置的领导干部,不论他们是谁,不能通过企业经营职位而花公为私给自身攫取非分利益,而只能以“为人民服务”的职业准则,取得与自己专职工作相对称的、与普通职工差距不是很大的收益。

任何一名全民企业的经营者(或称企业家),当他接受以上不宣自明的“承诺”要求而接受(通常是经过缺乏公正性和公开性的程序努力争取得到的)上级任命时,就必须受到这一历史性“契约承诺”,那就是他们不能因为自己的智力或其他能力而获得超额的经济性报酬。

这里其实是形成了两种委托和契约承诺关系:一是国家向全体公民承担的契约责任,即必须把全民所有资产交给不敢染指国有资产的、合格的“人民勤务员”来经营管理。二是国有企业厂长经理向国家承担了如果利用经营企业权利把国有资产据为己有,甘愿接受法律惩处的契约规定。

离开了具有社会主义国家经济运作制度之基石性质的这两层契约承诺关系,无论是用“人心必私”论作理由,还是用哈耶克的“正义观”作解释,都无法为IBO方式实行“私有化改制”,找到符合上述历史性承诺的正当理由。

陈永苗指出:“张维迎的辩解是属于市民社会的经济学家的,如果是在一个成熟的市场经济之中, 我不敢有多大异议。但是国有企业企业家获得的个人财富主要不是从市场中获得的,而是行政垄断获得的。”人们即使不站在新毛主义左派的立场上,而就是站在陈永苗所坚持的西方自由主义立场上,显然也很容易看出:凭借行政垄断方式而取得全民所有制企业经营职位的人,他们必须遵守一个“一致性”:

——如果他们要肯定自己以前所得经营权利的合法性,那就必须遵守他们取得这一权利时的历史承诺。

——如果他们突然要以哈耶克主义作理由取得侵吞全民所有资产的合法性,那么他们当初获取经营资格的过程就具有欺诈性和非法性。

对与接受全民委托选拔国企经营人选的各级国家政府而言,必须遵守同一个“一致性”:

——如果政府要肯定自己挑选国企经营人选时的正当性和合法性,那么就必须迫使国企经营者遵守他们取得经营职位时的历史承诺。否则的话,大量选用政府官员担任国营企业领导的做法本身,就足以动摇人民对政府是否具有接受全民委托资格的信任。

——如果政府接受自由主义经济理论和假定,肯定以IBO方式实行“私有化改制”的合法性,那就必须承认政府当初以行政垄断方式选用大批政府官员经营国企的非法性,进而引咎辞职承认政府失去全民委托资格。

如果违背上述“两个一致性”(也就是陈文所强调的“政治性”),正如陈永苗所警告的,国有资产流失引起的社会问题,将成为中国民众“判断社会不公的根据,以及仇恨的源泉”。整个政府和整整一个国营企业经理阶层公然背信背信弃义的单方面毁约行动,很“可能会造成未来中国二、三百年的社会动汤”!

说清楚这层道理,其实并不需要象某些老左派人士那样,无的放矢地搬用成套马克思主义的现成理论,也不需要象陈永苗那样,习惯性地搬用并不切合中国“私有化改制”问题实际的西方“宪政理论”来加以描述和辩析。即使既不套用作为西方公民社会和法制理论基础的契约约关系,也不采用中国共产党执政理论的整套政治学说和基本原则,就以中国文化中每个老百姓所熟识的“言而有信”还是“言而无信”作判断准则,目前这场“企业改制”大争论中的是非曲直,也很容易取得有利于中国长治久安和经济稳定发展的全社会共识。

需要注意的是,在我们强调上述两层“契约承诺”关系时,我们一定不能仅仅看到郎咸平所举几个大型国企改制过程中所出现的“社会不公”现象,而必须看到情况远为严重的、与经济犯罪所差无几的大量中小国营企业和集体企业资产被疯狂侵吞的社会现象。

当我们注意到大量中小国营和集体企业资产被侵吞对这些企业职工经济利益造成巨大伤害时,千万不要忘了中国几亿农民在这类“契约承诺”关系中所占的重要地位。

在〈人民日报〉<强国论坛>上发表的〈从互联网反应析《再干一个二十年》四大缺陷〉一文中,作者是以中国农民拥有全民所有制资产份额的角度,阐述这种契约承诺关系的,我把这一阐述作为此文结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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任仲平同志那么信赖各类专家对中国现实问题和改革难点的研究分析和建议,却似乎没有注意到:这些学术渊博、思维理应严密无瑕的专家们,竟然看不到全民所有资产转换过程中存在的严重问题与“三农”问题之间内在联系。中国“改革开放”初期全民所有制企业所拥有的巨额“全民资产”,理应包括中国农民在新中国早期三十年工业化过程中所作出的巨大牺牲和贡献;按照当今“流行经济学家”的所酷爱的“股份”概念和当时中国人口比例,农民理所当然地应该拥有所有全民资产总额中80%左右的份额。

我国仇视这一工业化积累过程和结果的新自由主义信奉者们,经常站在似乎是为中国亿万农民利益说话的立场上,一面肆意诋毁攻击毛泽东时代实行工农业产品“剪刀差”政策,是对中国农民野蛮残酷的“经济掠夺”。另一面对自全国性“私有化”“改制运动”起,对中国五亿农民及其子孙后代理所当然拥有的全民所有制资产份额遭到的疯狂侵吞掠夺,从不提出一言一辞的追问质疑。

而在我看来,只要国家从理论上、到法律上、到全民所有制企业资产所保持的现实形态上,仍然无可置疑地承认中国农民的应有份额,又何来野蛮“经济掠夺”可言?

毛泽东领导下的中国共产党,不仅以坚定不移的“缩小工农差别、城乡差别”方针政策和理论宣传,作为承认中国农民占有全民所有制相应资产份额的庄严承诺,而且不惜发动包括文革在内代价惨重的各类政治经济运动,确保这一承诺在确立国家发展道路时和贯彻落实过程中,坚决不走样!

当时的各种政策和做法,包括把“医疗卫生工作重点放到农村去”,“建立全国性赤脚医生制度”,发动“知识青年上山下乡”运动,建立“各级干部下乡参加生产劳动”制度,低费、免费确保农民后代能够普及接受中小学校教育和大学重点招收“工农兵大学生”等,无不丝丝入套、环环紧扣“缩小工农差别和城乡差别”的庄严承诺,从而实实在在地让五亿农民感受到:只要社会主义全民资产存在一天,他们对新中国工业化过程的巨大贡献牺牲和相应经济权利,就有可靠保障(那时经常不断的典型宣传,就是所谓“大河里有水小河里流”);在享受医疗、教育、兴建大型水利巨额投入和免费获取农业科学技术传授等方面,就具有不可剥夺的享受这类“制度性回报”的永久性权利!

当任仲平同志提出“再干二十年”的时候,所有为之出谋划策的专家们,不管师承什么专业理论和学说,只要具备起码经济常识和社会良知,都应该问一下:在前二十年的“国有资产转换”和工人被迫“卖断工龄”的过程中,中国几亿农民在全民所有制资产中的应有份额,绝大部分跑到哪里去了?中国农民由全民资产所有权所规定的永久享受上述各类“制度性回报”的权利,又到哪里去了?

上世纪五十年代搞“公私合营”时,国家为赎买民族资产阶级的私人企业资产,可以常年付“定息”;如果在近五十年后的今天,中国农民所占有的巨额全民所有资产相关份额,却被莫名其妙的“改制”给改掉了,以为全国人民谋利益作宗旨的共产党所领导的国家,却不向占全国人民大多数的农民提供类似(可考虑把“定息”改为“偿农息”)合理补偿,这无论如何是说不过去的!

如果这一体现最基本社会公正和财产合理分配的问题,长期得不到妥善解决,不管《再干二十年》作者怎么强调社会稳定的重要性,建立在违犯社会公义和剥夺九亿农民合法权益基础上的“稳定”,是维持不下去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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