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庆文革口述史》的价值和对国资委的质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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送交者: 李宪源 于 September 26, 2004 14:42:17:[新观察/xgc.bbsindex.com]

老田文章《“文革”过程叙述及其启示初探》引起的重要争议,就是面对1967年武汉“陈再道事件”全国新保守派势力土崩瓦解的形势,毛泽东作出文革派战略“大撤退”的决策,是否是唯一正确的选择?

老田最新录制和发表的《重庆文革口述史(黄廉访谈录)》之价值,就是为我们解读毛泽东为何在“一片大好形势”下突然作出“撤退”决定之原因,提供了一条重要线索。

当然,人们也可以从“毛泽东发动文革显然不是为了换班子”的认识判断,从另一个角度去思考“战略撤退”的深层缘由。

与老田的误解相反,对上述第二种可能性的分析和猜测,本人其实不仅不予排斥否定,而且在相当程度上,认为“光靠组织上的换班没有价值”的判断是对的,并且同意:“新上去造反派确实不见得比经过残酷战争年代考验和洗礼的那一批人更可取,所以决定平民阶层的长久命运,不是通过换一批新人或者好人上台,废黜一批坏人和老朽那么简单,而是要根本改变人们对权力的看法和权力的运用方式,否则这个根本为难还是无法得到解决。”

本人最初构思《干枯风流情》书稿时,除了存在要把被片面陈述的历史矫正过来的强烈冲动之外,并无明确的主题思想。如果真要细究其实作者本人也不能清楚把握的作品内涵,造反派男主人公“奚大雄”虽然似乎是服从人物性格发展的内在逻辑和特定环境制约条件,最终背弃了受众多“读者来信”所喜爱的女主人公“凌漪”——一个中国民众的典型和象征,起初对文革可能开创一个崭新生活充满期待,最终却以高度失望绝望而自尽。但从潜意识的层次上,正因为我在作品酝酿期就一直考虑“假定造反派都上台,从长远看结果又会怎么样”一类的问题,才导致了这样一个表面似乎不受作者所控制、其实却屈从于个人潜意识摆布的悲剧性结局安排。广受争议的拙稿《新毛主义重建中国方案》,则从另一个侧面,反映了本人对文革式“新陈代谢”方式的疑虑和保留。

老田对毛泽东真实意图的猜测,不仅大胆,而且确有相当程度的合理性。确实,在实现了生产资料公有制之后,只有生产资料的公共控制是不够的,没有权力和话语权的公有,不改变精英阶层的优势地位,平民阶层仍然无法把握自己的命运,仍然无法有效抗衡精英阶层的力量优势和信息优势。而权力和话语权的公有化过程,只能是文化革命和思想意识方面的革命。而这样的认识不可能在书斋的学习中间产生,要在社会政治博弈过程中间去看、去感受、去把握,没有大民主就看不到社会分化规律背后的“老革命”的面目,他们自身的利益和诉求与人民群众利益的偏离与对立。“毛泽东发动的文革,足以让人们看清无产阶级夺取政权后真正面临的问题、矛盾和危机。老田对“文革终究是认识意义先于政治换班”的概括,我看很有探讨价值。

老田的误解在于,在比较有政治头脑的文革造反派过来人中,真正抱有杨小凯“好坏人要把坏人换下去”之“改朝换代”念头的人,以及至今在抱怨张春桥把上海旧市委老人马都拉入“新班子”的人,其实只是极少数。

绝大多数文革造反派人士的斗争主旨和基本政治目的,是要防止文革初“刘邓白色恐怖路线”重演,防止自身再次遭受“二月逆流”那样的“秋后算帐”和残酷政治迫害。说到底,他们就想通过对文革政治话语权的争夺和占有,一劳永逸地解决无产阶级专政条件下求取制度“身份认同”和个人政治安全的问题;用当今时髦术语来进行并不确切的表述,实际所涉及的,是一个公民自我“维权”的主题。

而他们的对立面,也就是所谓的“党内资产阶级(即精英阶层)”,那么起劲地分化拉拢老造反派中的革命意志薄弱分子,全力组织新保守派队伍跟造反派及其中央文革后台反复拉锯、激烈较量,最终目的之一,也就是要铲除消灭全国各地这批胆敢“犯上作乱”的政治社会“祸根”,不这样,他们就对长期保持和进一步扩展自己的既得利益优势地位,就缺乏必不可少的安全感。

因此,当我强调文革造反派缺乏决战意志,指出他们不明白中央和地方文革派是相互依存和互相支持之关系而不是“救世主”与“等待解救之奴隶”的关系时,并不是赞成杨小凯之类当年企望“改朝换代”的极左立场。而是结合当前工人反对“私有化改制”现实斗争的迫切需要,把吸取总结文革造反派“等、靠、要”沉痛经验教训,作为当前中国工人阶级提高自身组织化程度、自主斗争意识和联合观念的重要环节来考虑的。

这里所涉及的造反派,当然不仅是指全国大多数地区的工人和学生造反派,而且包括支持造反派的较有政治斗争经验的大多数地方军队领导干部,是指地方文革派的整体。而这个整体在大多数地区的表现,确实缺乏准确及时理解江青同志“文攻武卫”战斗口号的政治敏锐与行动自觉。他们似乎不懂得抓住有利时机,积极贯彻落实“文攻武卫”的中央精神,坚决不搞“等、靠、要”,才能有效壮大自己、削弱对方,才能实行自己不遭“秋后算帐”基本目标。

只跟抱怨造反派没有对原有干部队伍达到“取而代之”之文革高度的思维方式和“造反情结”,完全就是两码事。

实际上,就我无锡家乡造反派的总体情况看,“抢班夺权、取而代之”之类,似乎从来不是他们的追求目标。从市委到基层,只要有哪一个没有群众积怨的“当权派”能站出来肯定他们“大方向基本正确”,不属于“不准右派翻天”之列,就非常愿意把管理日常生产业务的权力,移交给毛早就肯定的“95%是好的和比较好的”干部手里,自己则甘居“民主监督”的位置。全市各主要造反派组织并为此专门发表对旧市委恢复办公实行“联合监管”的“联合声明”。驻锡部队加入后,则把这段市委当权派已经改变“对权力的看法和权力的运用方式”、造反派则已经承认自身管理能力缺乏而愿意依靠“革命干部代表”来稳定政治经济局面的短暂历史阶段,扣上了无锡造反派跟旧市委走资派相互勾结、通过“联合办公、和平让权”复辟资本主义的可怕罪名。

回顾这段历史,澄清有关误解,关键还是为回到原有的争议焦点上:

一、毛泽东在武汉“陈再道事件”匆忙决定“战略大撤退”是否是唯一正确选择?

二、从《黄廉访谈录》中所反映的全国大多数地区造反派普遍存在的“等、靠、要”思路,是否构成了各地文革力量错失战胜反文革势力良机而必须转入退却的主要原因?

三、以中国当时面临的国内外复杂政治环境和民族生存要求,开展“全面阶级斗争”的决战阶段,是否最长不能超过1967年1月到9月之时间限定?

而根据老田以下大致同意本人观点的一段话,这一意见分歧,又似乎已经基本解决了:

“在毛泽东在世的时候,如果毛泽东鼎力反对当权派,造反派和其他支持文革的势力中间,很多人是能够站住的,支持文革的力量不会受到如此沉重的打击和清算,毛泽东去世之后也有可能不会这么快就翻过来,但是也不见得能够把握得住,最终可能意味着更残酷的清算和更血腥的镇压。”

我看这一可能性确实存在。而且从总体上看,毛在世时不仅造反派受到了相当保护,无锡新保守派的核心文人还在“批林批孔”中,忠实执行了其造反派对立面在1967年惨遭挫败的“打倒军内一小撮”遗愿,把27军留驻在无锡的最高权力代赶下了台。基层企业里的造反派虽然历经打击、大伤元气,许多当权派已经把搞好群众关系,作为确保自身权力地位的重要环节来把握。在无锡市交通局,从新保守派中选拔出来的“群众代表”走上局领导岗位后,很快成为在业务组织能力方面,最使人信服的局级干部。本人所在公司经理是一个目空一切的空军团级转业干部,新中国成立后所培养的第一带飞行员。他跟别人议论局级领导干部情况时的固定说法,就是“TMD,我看局里这些领导,就张XX顶事!别的不讲,局里开会发言走题时,就他能三言两语,把话题扯回到节骨眼上!……”

张副局长的弟弟,在我同一个汽车运输公司当修理工的小班长,一身油泥一身灰,一起常年累月跟弟兄们一起滚爬在汽车底下,直到其兄根据邓小平的“清查”规定最终被拉下马那天,就没见他沾到什么好处。张副局长卸任前的最后一桩事情,就是半夜三更出动、连续几周处理涉及几百人的特大太湖沉船事故!

由此可见,底层工人中涌现出来的人才,在承担业务管理和行政指挥方面,绝对不象精英主义者和个别左派人士有意渲染得那么神秘艰难、那么高不可攀!

就拿本人平反后转入汽车联营调度职位,后来考进外贸当外销员和业务经理,所积累的业务经验、经营管理知识和取得的实际业绩,就不觉得先天能力的差别比后天分工的实践锻炼起更大作用。

不是自吹,张维迎主张要善待的那些“著名企业家”,我1988年无锡市外贸系统30名外贸招聘成员中一马当先突破对外成交“零”起点时,也不知道他们当时的经营管理和市场运作能力有多高?凭啥他们凭当时官方关系获取经营大企业的职权,今天可以转化为个人吞并企业的理由?中国其它千千万万象我这样从未得到过类似经营职位的自命不凡者,为何在根本不带吞并全民资产念头和条件的情况下,却不能得到经营中国数千万大中小型国营企业的公平竞争机会?

比如,凭借自己的联运调度业务经验和大型计算机管理实务知识,重建和经营对突破能源制约具有重大战略意义的全国水陆空交通联营机制和相应大型国营企业,本人就有足够的专业知识背景和业务自信。不要自己先担心中国左派缺乏管理经济、经营业务的能力,国资委的老爷们,如果你们敢划出一半的全民大中型企业,让左派从工人阶级队伍挑选德才兼备的经营人才来管理,五年之后再来作比较:到底是全民企业的“南街村”强、还是私人经营的“小岗村”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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